文 / 簡于庭

物件:
1.藝術家/工匠 (studio craft)   
2.材質   
3.風格、紋飾、文化意涵

金器藝術

金飾與金器是在人類生活達到一定富足階段始能蓬勃發展,因此相較其他金屬較不普及。台灣金屬工藝係由閩粵先民渡海來台或貿易時傳入,形制可追溯至春秋戰國,甚至是中國歷代,而蘭嶼地區的金屬工藝更與鄰近的東南亞文化有所聯繫。移民入台早期,金銀器作為保值應變之用,然漸漸的被視為財富、社會地位的象徵。

銀器藝術

早期的銀器藝術多應用在民藝工藝、生活居住裝飾、錢幣元寶,或用於宗教祭祀。而民間工藝不外乎食衣住行,食以筷子、湯匙、杯盤、銀壺等;衣則應用在衣飾、髮夾梳妝、耳環項鍊、腰配、銀鎖、戒指等飾品;住則以廳堂、寢室裝飾為主;行的部分多以社交為主,如水煙筒、元寶、銀幣、鼻煙壺。

銅器藝術

臺灣鑄銅原料並不多見,雖台灣史前時代已有銅器的出現,但器物出現年代多孤立於某個主體文化系,在之前並無銅器的祖型。由此可見,雖然早期臺灣工藝對銅器的應用相當廣泛,然最初多是與閩粵先民一同來臺的民具,也常應用於食衣住行的器物製作,而在婚喪喜慶中,不是那麼富裕的民家也多以銅代金,或金屬墜物、腰配、飾品的製作,也大多以銅取代貴重的黃金。1940到1950年代,銅與錫合金的祭器多使用在宗教活動中,因神明多使用金、銀打造,祭器則多以銅、錫製成,如香爐、燭台等。比起其他金屬在台灣的工藝發展,銅器相對比例較低。然而在金屬工藝技術大幅進步的年代-1960至1970年代起,民間開始使用銅製花器、燭台、擺飾等藝品外銷。[8]

鐵器藝術

以中國歷史而言,鐵器與銅器都發展得相當早,然而鐵器易鏽,在考古文物中比起銅器少有出土。中國古代士大夫認為鐵器因多應用於日常生活、民生所需,而屬雕蟲小技,且史料也少有刊載,足見鐵器的發展一直不受重視,然而台灣卻處處都有百年以上的打鐵老店,這些店家也因各地的文化、原料出產不同而有其特色。如同其他金屬工藝,據信臺灣的打鐵工業發展於清治初期,由中國廣東閩南沿海一帶一脈相承而來,繼而興盛於日治時期。[9]

錫器藝術

錫器自古即是祭祀禮器,普遍存在於漢民族,尤以閩粵地區為最,清光緒以前多由閩粵一帶攜入。自1784年鹿港正式開港,估計就有唐山的打錫師傅輾轉遷移到台灣。金屬工藝在早期民間又屬錫器最廣為使用,南北皆有打錫街的巷弄,且打錫商號繁多,極有組織。因錫、鉛在臺灣的產量極為豐富,加上錫金屬親和性強,容易塑造。臺灣在乾隆、嘉慶、光緒年間開始自製錫器,同時期仍有些許錫器遊閩粵帶入,而此時的錫器仍較簡陋,圖案不明顯。閩式的錫器大多素面結構,但焊接的圖案十分複雜;粵式的錫器工細型美,臺自產的錫器雖取兩者特點延用,但相較之下仍屬粗糙。並且可以發現臺灣北部、中部的錫器相對南臺灣尺寸較小許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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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簡于庭

台灣金工藝術緣起脈絡[1]

台灣金屬工藝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時期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族文化,包括西元1800年前至西元1500年前的八里十三行,或西元前1800年前的永康蔦松文化遺址等,而為了解決人類生活所需,先民透過當地容易取得的生活媒材–“鐵”,並加以製作為生活工具。隨著時代演進,當人類基本需求達到滿足,才漸及於器物、墓葬品製作或人體的裝飾等方向發展;意即漸轉向精神層次的探索或尋求審美的價值,第二節筆者也將對人體裝飾更進一步的討論。[2]

雖然漢人族群結構形成較晚,但因人口數占絕對優勢,形塑了工藝發展的主流。荷據時期以來,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獨佔政策使臺灣民間生活困苦,即使如此,仍有大批的廣東、福建人口渡海來台謀取生存。此時民間自製謀生工具頗為零星,多由泉、漳移民運送、攜帶來臺,直至鄭成功治臺時期,清朝因採取經濟封鎖政策,臺灣被迫獨立生產生活必需品,而發展出手工藝型的產業型態。加上人盡其才、物盡其用,以及獎勵貿易的政策,各式專業技能商行,如鐵匠、金銀匠等相繼設立。

每年春季拍賣、秋季拍賣後,藝術市場媒體對於作品價格的分析此起彼落。11月份紐約蘇富比的美國藝術專拍結束後,來自O’Keeffe Museum的館藏-美國女性藝術家O’Keeffe在曼陀羅系列中,一件白色大花朵的作品,以4千4百萬美元的價格,不僅刷新藝術家自己作品的價格記錄,同時也刷新了女性藝術家作品的記錄,藝術市場再度掀起女性藝術家作品刷新高價記錄的聲浪。

相較於中國藝術市場未來走向不明,東南亞藝術市場近年有逐漸升溫的趨勢,主要涵蓋十一個國家的東南亞地區,包括緬甸、泰國、寮國、柬埔寨、越南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汶萊、菲律賓和東帝汶。這兩個區域,即印度與東南亞國家同處於熱帶地理環境,有著相似的風土民情又各自孕育獨特的文化特質,種種母體文化融爐中的宗教、批判、幽默、衝突、殖民等元素,藝術家都能以獨特的創作語彙作直覺轉化。兩個區域都背負著過去西方國家殖民的歷史,當前又面對幽微宰制的後殖民文化景況,藝術家們一方面因應全球化與時俱進,一方面也尋找自我文化、國家的角色定位。

短短幾年內,香港的文化環境有大幅度的增長,特別是在商業領域。前陣子才與倫敦Rossi and Rossi畫廊創辦人Fabio Rossi開始在香港合資經營Yallay Space的當地藝術經銷商Jean-Marc Decrop,見證了香港20年來激進的變化。「當我初次搬到這裡,香港一點都不具國際性」他說,「市場提供的只有中國藝術。為數不多的收藏家則僅對傳統器皿感興趣,像是玉石、陶瓷、水墨畫等。而除了幾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空間,如少勵畫廊(Schoeni)和漢雅軒(Hanart TZ),多數畫廊寧可將裝飾性的物品做為主要的銷售項目。」他認為香港收藏家購藏作品的動機在於積累和保存財產,而非對前衛藝術的探索慾望。

當今年奧運,全世界所有的目光轉向英國時,英國舉國上下已不僅是優異的運動項目成績而值得慶祝。在2012倫敦奧運會期間,博物館與畫廊藉由展覽與委約創作反映了英國極其豐富的藝術舞台。僅僅位於倫敦,即可同時欣賞豐富的視覺藝術活動,如皇家藝術學院展出了大衛‧霍克尼(David Hockney)近期的創作、雷切爾懷特(Rachel Whiteread)作品常設展位於白教堂美術館(Whitechapel Gallery)的門面、大英博物館(British Museum)展出象徵輝煌學術代表的莎士比亞相關展覽,以及倫敦東區年輕藝術家為了Frieze Projects East計劃所創作的作品–橫跨東倫敦的空間轉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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